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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期货》专访——对话许丹良:把公司当事业的期货掌门人

09.05 / 2014

    《你的企业,我的事业》,这是一本讲述企业员工职业精神的书籍。书中所传达的精神,似乎已经不符合这个浮躁的年代,很少有人会再把工作看成生命中特别重要的部分。
    记者采访方正中期总经理许丹良时,他刚过完50岁生日,但他对工作依然葆有不输于年轻人的激情和追求。
    “把公司当事业”,这句话被他反复提及,让人感受到公司已经融入他的生活,甚至他的生命。
    强烈的事业心让许丹良的工作压力一直很大,厘清公司发展思路并制定具体规划,是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内容。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能否谈谈家庭环境对你的影响?
    许丹良:没有太多影响,父母主要注重道德上的教育,学业上没有任何指导,基本都是靠我自己,我从小独立性就很强。 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工作之余,你都喜欢哪些业余活动? 
    许丹良:我打网球已经好多年了,基本每周五晚上都会去打,一次能打两个多小时。我身体素质比较好,学生时代也没有刻意锻炼,但我有一大爱好,就是单双杠,玩得特别好。我喜欢那种比较剧烈的运动,多少人劝我打高尔夫,我也练过,真是爱好不起来,受不了那种慢节奏的、悠闲的运动方式。冬天我还喜欢滑雪,很享受那种速度感。此外,还练过几年合气道,属于一种反关节擒拿术,要知道,国内练这个的人很少。 
    除了体育运动,我还喜欢摄影。工作原因现在没有很多时间出去,但我特别喜欢拍照。刚毕业月收入只有100多块钱的时候,我就花1500元买了一架理光相机,存了好几年钱。我的摄影作品在北京期货商会办的比赛中还得过一等奖。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平时喜欢看什么书?
   许丹良:我看书没有什么方向性,就是博览。读EMBA时偏重看财经类书籍,现在除了小说什么都看,包括军事、历史、社会等各方面书籍,党史类看得比较多,我最近在看第二遍的书是《苦难辉煌》。你看办公室这一书柜的书,所有的我都看过。
   我看书主要是利用出差的时间,比如在飞机上、酒店里,你想象不到我在酒店从来没开过一次电视机。
      《中国期货》:从小到大?你有没有偶像或敬佩的人? 
    许丹良:我还真没有任何偶像,因为经常看党史,所以对人物的评价都比较客观。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多年从事管理的过程中,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? 
    许丹良:最大的感触就是要避免家长式管理,实行制度化管理。只有制度化管理,才能适应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,才能在管理中体现公平、公正,才能避免因为个人的失误,导致公司整体出问题。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如果让你提供一条最有用的职场经验,你的答案是什么? 
    许丹良:我确实有一些职场经验想和年轻人分享。我认为,年轻人要想成功应做到两点:用心和坚持。其实成为一个专家只需要十年时间,看上去不是很难。例如,一个人大学本科、硕士、博士都是研究同一个学科,毕业后在相关学科科研单位继续工作两年,那么这个人就已经可以称作初具专家水平了。但社会上专家极少,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潜下心来在一个领域面壁十年,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,哪有热点投向哪。我在期货行业坚持了20年,到今天才小有成就。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工作期间,为什么选择读EMBA,是自己决定的吗? 
    许丹良:我在2004到2006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,对视野的开阔起到很大帮助。这是我自己决定读的,花费25万元。 
    决定充电的原因是,我1999年开始担任公司常务副总,后来也有机会到中期系统其他公司担任总经理。但一方面当时我不愿离开工作多年的中期总部,另一方面,我毕竟是工科的学生,管理经验的底气也不是很足,所以就没有去。 
    到了2002年,我想人总得有发展,总要上个平台,如果真有一天能做到总经理,要对公司负责、对股东负责的时候,我不能把机会浪费掉,因此,确实需要系统性地学习专业管理知识。读EMBA最大的好处是,听老师讲理论知识的时候,我会联想到平时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,能把自己的问题和缺点看得很清楚,这让我后来做总经理时有很大信心。 
      《中国期货》:在担任北京中期总经理之初,你是否承受过压力?如今担任方正中期总经理,你是否又遇到新的压力? 
    许丹良:工作压力一直都挺大的,只是各阶段压力的概念不一样。刚接手时公司规模小,急于扩张、转型,那时有压力。转型成功后,又觉得公司遇到天花板,要突破,还是有压力。公司和方正期货重组后实现质变,突破天花板,但又有新的压力了,行业创新太快,我怕我一不小心就和摩托罗拉、诺基亚一样被市场淘汰。几乎所有人都说创新给期货公司给带来机会,可我认为,挑战大于机遇,现在一个战略失误,就有可能满盘皆输。 
    其实,人有没有压力,完全看自己的事业心、上进心有多强。内心想发展,就会永远在一种紧迫感和压力感下工作。 
    可以说,我也实现财务自由了,可以什么都不干选择休息,但我还是有事业心的,我把期货当做我毕生的事业来做,把方正中期当做我自己的事业来做。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对于未来职业生涯,你有怎样的目标? 
    许丹良:如果我现在30岁,肯定会选择创业,按自己的思路做一家企业。但我现在50岁了,已经不太可能也不想再独立创业。现在的目标是,尽可能做到职业经理人生涯的顶峰,把方正中期带到行业前列。 
    我最大优点是把公司当事业。把公司当事业还是仅仅当成一个工作,对其投入的感情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在我退休之前,我希望把公司做到能多辉煌就多辉煌。一两百年后,翻开公司史册,能看到上面记载着我在某一阶段所发挥的作用。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如果你现在30岁,会选择创办一家什么样的公司? 
     许丹良:我可能不会做一家金融机构,会选择做具有创新概念的科技型实业,并且把金融创新理念引入到实业中。 
    一个国家繁荣的根基是科技,美国的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很大,做得很好,但美国领先于世界绝不是基于这个,而是科技。中国大量学生选择经济或金融专业,有些偏激了,总是哪收入高就涌向哪,前些年涌向外贸,这些年涌向金融。其实,外贸只不过是用贸易流通手段增加流动性,金融不过就是调节国家的资源配置,但这些都是为实业服务的。我女儿去年考入北大,在专业选择上,我的建议是计算机,她可能是受我影响,也可能是受社会影响,也是喜欢金融,但我的建议是研究生可以考虑读个金融方向,但本科要学一门专业技术,将来把金融作为一个工具,而非一个职业。 
    中国为什么没什么人愿意做实业?第一,现在的年轻人很浮躁;第二,中国科技水平跟不上。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在你看来,把公司当工作和当事业,有何不同? 
    许丹良:当公司遇到困难时,我要是把公司当工作,那我就辞职走了;但要是当事业,就不会放弃,而是想办法帮公司解决困难。你把公司当事业,公司就把你当老板,这是相辅相成的。
      《中国期货》:你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? 
    许丹良:上班时间安排得很紧,主要是和高管在一起探讨,如何实现发展思路,并沟通具体工作。现在具体的管理工作比较少,副总基本都能搞定,我们的副总都很敬业。 
    下班以后,我不喜欢一二十人的排场,更喜欢小范围交往,比如两三个人的聚会,这种交往信息交流得更充分。因此,晚上时间基本都被占用了,很少回家吃饭。 
    周末我不喜欢出去应酬也不愿单独行动,而是喜欢跟家人在一起。 
    社会上的论坛我参加的很少,但像中国期货业协会、北京期货商会、北大EMBA组织的相关会议,还是会去参加。虽然占用了一些时间,但都挺开阔思路的。我现在还在北大光华EMBA金融协会担任副会长。 
    我认为,作为管理者,第一,要制定大的战略方向;第二,要保证执行过程中不出现大的偏差;第三,要不断产生新的思路。新的想法不是闭门造车,而是跟同行、朋友聊天过程中碰撞出来的。 

      《中国期货》:加入方正集团后,你是怎样与其他兄弟公司迅速融合的? 
    许丹良:刚加盟方正集团,在集团还是个新人,但我很注重和各个兄弟单位的融合、交流,抓紧时间增加了解没有坏处,无外乎就是谦逊一点,多谈自己的思路、想法,同时也尊重别人的想法,把姿态放低一点,融合是相互的。别人对我的评价,除了专业之外,一个是沉稳,一个是谦逊。
      《中国期货》:你对行业监管有哪些建议? 
    许丹良:中国期货业发展历经20年,在强有力的监管下,行业发展比较平稳,这是监管一大功劳。但发展到今天,确实该走向市场化了。我希望证监会、期货业协会、公司都能理清职权。 
    参照美国市场,证监会应只管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监督,协会引导行业自律,公司负责经营。而现在,监管层对经营干预限制较多。为什么会出现手续费恶性竞争?因为期货公司只有一项业务,经营模式雷同,因此业务范围应该放开,让公司自己去趟路。我是生产坦克还是生产火炮,只要是在大的经营范围框架下,怎么挣钱,那是我们自己的事。而现在监管条框规定你只能做哪些具体业务,别的不能干。我认为行业创新有三步:第一步是监管政策放开,第二步是交易所提供各种衍生品工具,第三步是我们把这些工具运用起来做创新,服务于国民经济和投资者。 
    证监会应该制定一个大的法规框架,在法不禁止的领域,放开经营。 
    另外,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不是很容易,涉及到外管局的审批,但确实应该允许期货公司代理外盘交易。在境外做期货交易的国内资金非常多,但都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出海,是在监管视线之外的运作,还不如放开期货公司外盘代理资格,让这些资金在监管视线内做交易,这样风险更容易监控。 
    再有,应该允许期货公司设立境外子公司,境外子公司除了可以代理境外期货交易,还可以有另外一个作用,就是联系境外机构投资者,以QFII的身份,反过来把境外资金引进到国内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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